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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安慶市的王女士是一位“淘寶達人”，隔兩周就會收到或大或小的快遞包裹。最近，王女士遭遇了一次個人信息泄露引發(fā)的騙局。雖說不是網(wǎng)絡“菜鳥”，對網(wǎng)絡、電信詐騙也有警覺，但她還是一不小心“中了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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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知己的“客服電話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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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“雙十一”前夕，正上班，王女士接到一個號碼是010打頭的陌生電話。對方準確地報出了她的名字，自稱是某品牌化妝品的客服，姓杜，特意對“重要的VIP客戶”進行回訪，甜甜地說個不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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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化妝品線下是有實體店的，出于實惠與方便的考慮，王女士曾在一家正規(guī)的淘寶網(wǎng)店上購買過幾次，對效果比較滿意，一直使用這種化妝品。見對方對自己的信息與購買情況這么熟悉，她料想是與那家店有關系的，于是并沒有立刻掛斷電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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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短的“回訪”過后，“客服”開始推銷“VIP客戶價格”的產(chǎn)品套裝直銷，每樣比王女士此前購買的要便宜數(shù)十元，還附贈一臺“眼部按摩儀”，電話預訂，貨到付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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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于警覺，王女士還是婉言謝絕了。不過，此后幾天，這位客服小姐一個電話接一個電話攻過來，口氣越來越客氣和難以拒絕：“您是VIP，我就專門負責您啦。您不要在原來那家買了，我們這是直銷，更實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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架不住一連串的電話攻勢，王女士最終還是預訂了一套238元的產(chǎn)品。她本來也打算繼續(xù)從那家網(wǎng)店再買的，這次價格這么優(yōu)惠，而且是貨到付款，自己就圖個便宜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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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訂單后，沒等王女士開口，對方麻利地報出了她常用的快遞地址，“是這個沒變吧？”這更讓王女士覺得沒啥問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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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妝品包裹到的時候趕上“雙十一”，工作和快遞都扎堆兒，王女士有些忙不過來。像同事一樣，并沒拆包裹驗收，急急付款簽收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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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回家一打開包裹，王女士嚇了一跳：產(chǎn)品包裝顏色鮮艷的有些粗劣，質(zhì)地粗糙，還有壓過的痕跡。那件具有美容功效的“眼部按摩器”更是粗劣得像地攤貨。化妝品更是打開一件，令人心涼：性狀、質(zhì)地都完全比不上她此前購買的產(chǎn)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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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那家“直銷店”打電話幾乎是第一反應。但漫長的撥號音之后，王女士等到的卻并不是“專門負責”自己的杜小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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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們的質(zhì)量有問題！究竟是不是正規(guī)直銷店？”王女士質(zhì)問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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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方矢口否認質(zhì)量有問題，一談到承擔責任，更是打起了太極，“負責您的小杜休假了，等她回來了我們弄清情況一定為您解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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艱難的曲線維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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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連幾天，電話打過去，小杜永遠不在，“解決”永遠是以后的事情。再一看快遞單子，只有一個寄件人“張小姐”，地址與聯(lián)系方式缺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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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女士趕緊與常去的那家網(wǎng)店聯(lián)系，網(wǎng)店方面也嚇了一跳：完全不知道有這么個電話和我們有關系，是騙子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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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女士問：那他們怎么知道我在你們家買東西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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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(wǎng)店說：我們也不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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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女士想到報警維權，但是這么小的金額，立案都成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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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女士一著急，想到了給自己投遞這個包裹的順豐快遞員。快遞員很熱心，提供了順豐總部的電話寄件公司的地址。她給順豐總部打電話，得到了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。壞消息是：現(xiàn)在拒簽已經(jīng)晚了。貨到付款的兩天內(nèi)，錢已經(jīng)不可以追回了，只能通過退貨的方式取得。好消息是：貨到付款，錢會先打到順豐的周轉(zhuǎn)平臺上，所以現(xiàn)在還沒到對方那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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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別的辦法，她再次給對方掛去了一封更嚴厲的電話，表示要訴諸“12315”。可能是想息事寧人，兩天后順豐致電：對方同意退款了。但順豐公司走程序，需要王女士提供身份證復印件與手機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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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女士這次格外謹慎，她在復印件上加了水印。寄送前，用手機仔細拍下了產(chǎn)品的問題部分與生產(chǎn)信息，留作證據(jù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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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來，王女士在考慮是不是要換掉自己的手機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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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遇騙局怎么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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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女士的遭遇不是個例。半年來，全國各大公安局網(wǎng)站的警務公報中都出現(xiàn)了利用非法獲取的網(wǎng)購信息進行電信詐騙的案例。或是冒稱“知己”的電話打來，或是謊稱電商客服要求轉(zhuǎn)賬，或是假借“網(wǎng)購達人”們熟悉的品牌，推銷山寨產(chǎn)品。北京市朝陽區(qū)人民檢察院公訴一處的汪婷婷就剛剛經(jīng)手過一起這一類的詐騙案，犯罪嫌疑人從互聯(lián)網(wǎng)上買到了幾十萬條個人網(wǎng)購信息，對其中數(shù)人致電恐嚇，試圖利用人們破財消災的心理獲取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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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(jù)汪婷婷介紹，根據(jù)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的規(guī)定，國家機關或金融，電信等單位的工作人員，非法出售個人信息需要負刑事責任。購買信息進行詐騙造成惡劣影響的也會被懲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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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像王女士這樣損失金額小的普通受害者應該怎么辦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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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振邦律師事務所律師熊定中認為，快遞公司在這次的事件其實并沒有太大責任，王女士的曲線維權也不太可能被復制。據(jù)他分析：王女士的遭遇涉及信息泄露者與購買信息用于詐騙者，這二者很大程度上并不重合。那么，通過現(xiàn)代的技術手段追查信息泄露來源是否可能呢？熊定中認為在具體實施上也是很困難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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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于那些利用非法獲得的個人信息進行犯罪的行為，可以選擇報案。但是熊定中提醒說：“由于警力有限與異地辦案的限制，這類小金額的個人案件幾乎不可調(diào)查。如果同類案件數(shù)量積累到一定程度，會集中解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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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、中國消費者協(xié)會副會長劉俊海則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：“我個人建議還是要報案的，這可以幫助公安機關將每個人分散的線索形成完整的犯罪證據(jù)鏈條，導向最終事件的解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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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有明確被告的情況下，民事訴訟是一條道路。”劉俊海說，“當然，會有人擔心這種維權會導致‘為找一只雞，花費一頭牛’的情況，我建議消費者可以要求律師費、文件費、國內(nèi)交通費、誤工費等由訴訟產(chǎn)生的費用全部由敗訴方承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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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遇騙局，掃尾工作該怎么做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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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兩條腿走路吧，一方面希望政府加大對這類詐騙的打擊力度，另一方面還是要加強自我保護。”劉俊海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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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定中建議，“關鍵還是要防微杜漸”。可以采用代收或者使用單位地址的方法，快遞盡量不要送到家里來。利用手機安全軟件，利用網(wǎng)絡查詢號碼的工具，也是快捷方便的自我保護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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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(fā)現(xiàn)信息泄露之后，盡管麻煩，換掉手機號碼確實是明智之舉。因為個人信息與財產(chǎn)關聯(lián)。一旦獲得手機號碼與身份證號碼，補辦SIM卡更改關聯(lián)的支付寶密碼，盜刷幾十萬元的案件已經(jīng)發(fā)生了。身份證復印件打水印的辦法，實質(zhì)上不太可能阻擋惡意的復制，但多少能增加犯罪的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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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犯了兩個錯誤：一應該在接到電話以后核實真假；二應該在接到快遞以后仔細查看的。”王女士反思道。